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受欧美国家基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而形成保护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总是把社区当成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敌人。大幅降低人类活动或把当地社区从保护区核心区赶出去当成了“严格保护”的代名词。《国家公园法》征求意见稿承认了国家公园内核心区社区的客观存在，并以立法的形式认可了社区在国家公园核心区内开展生计活动的权力。这一突破标志着整体主义回归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创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故事、创新中国方案、创建中国理论提供了制度前提，有利于消除对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将社区看成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敌人这一错误观念，开辟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公园是当地社区生计和文化的基础

我国已划界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千余万居民，这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点，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鲜明的特点。在武夷山国家内，旅游、岩茶成就了当地社区的富裕，也成了地方经济的台柱子，生计活动和市场力量已经威胁到自然和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而在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祁连山等国家公园，当地社区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农牧民生活和当地经济发展比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及周边有居民7．5万多人。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有6．46万牧业人口，而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有119个村庄。长期以来主要以公园内的生物资源为生，依赖狩猎、放牧、采药、伐木、采薪等传统生计方式。因人口增加、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传统生计方式破坏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已经威胁到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安全，甚至国家整体性生态安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开展国家公园试点以来，狩猎、盗伐、滥采和无序放牧和采集活动等不可持续资源管理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随着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工作落实落地，生态文明理念、高质量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亟需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和相关地方政府用于探索在落实最严格保护的前期下，推动社区为基础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创建山水湖田草沙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地社区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

当地社区生产和生活、传统知识维护着特定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及其多样性。刀耕火种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人类用火来控制和驯化植物和生态系统的一种农耕形式，各国山地民族在选地、砍伐、火烧、播种、收获、休耕轮回中哺育了各国山地民族，形成了多样的传统医药、生活习俗、宗教传统和相随的物种、品种和森林、草原、湿地、荒漠镶嵌的社会生态系统。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各国山地农耕系统都趋向于过密化，而不是用绿色革命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农业彻底替换。在我国云南，传统刀耕火种在休耕期间可为大象留下生活空间和食物，而一味封禁结果森林茂密了，大象缺乏食物致使不断入侵农田。朱鹮是我国物种保护最成功的典范，而她必须生活在农林交错地带，食物主要来源于无污染的农田，没有人就没有这美丽的鸟儿。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内，当地牧民说，草场不养牲口，火灾就易频发。没有骆驼的啃食，在内蒙腾格里沙漠的梭梭林极易退化而失去繁衍能力。当地社区和森林、草原、农田、塘坝等镶嵌在一起而构成复杂山地生态系统。人与自然长期处过程中，形成了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呈现出在维持一定强度人为活动前提下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特征。这体现整体观、系统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思想蕴含了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不间断文明的精髓。

当地社区是国家公园文化高地建设的载体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拥有原住民社区的国家，原居民和土著民族呈现了与主流价值不一样的整体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他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所起的作用，甚至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拓展了想象空间。在我国，各民族与所处的环境融合，形成了饮食、语言、习俗、建筑、礼仪等特色文化和民俗风情。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汉、藏、回、蒙古文化交融，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不同宗教呈现了中国化，民族团结如一家，这与农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荒漠、冰川等神奇构件镶嵌在一起而成和谐人与自然统一体。这呈现在当地农牧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是中华民族内心世界和精神特质的具体表达，应当是祁连山国家公园不可或缺、最为珍贵的部分。当地社区就是国家公园文化高地建设的载体，文化建设的主人。这会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实践、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关键内容，而有别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始终难以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矛盾，由殖民地进化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摧毁原住民文化和自然生态系统残忍中孕育出点滴人性良知，及老欧洲从生态彻底破坏中悟出的可持续发展诉求。中国是在民族团结如一家社会建设中，在人与人和谐的基础上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而这与美、加、澳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原住民文化及与生物多样性内在联结依然没有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而受到主流文化的歧视、侵蚀和更新完全不同。我们由理由有条件把国家公园社区建设成为全球生态文化的高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学习榜样。

让社区成为国家公园建设受益的主体

国家公园建设旨在实现和谐共生。“当地社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敌人”的传统保护思维还难以消除。国家公园要求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存有不少限制当地居民对资源的习惯利用和传统权力的条款，这就成了割裂当地社区和自然资源关系的理由。只要把社区看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敌人，当地社区就会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障碍，就会制造出冲突而不是和谐，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就会日趋突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当下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常言道：政策上预留一条缝，基层闹出一片天。只要给政策灵活性，基层组织又会把保护搁置起来，快速将资源变现，实现所谓的经济发展。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探索的排头兵，理应兑现责任担当，寻找破除影响保护第一、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为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思想上尊重社区，理念上坚持社区优先，决策上坚持社区参与，政策上靶向精准。不能简单将创造就业机会、提高补偿标准、提供优惠政策等物质利益作为换取社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开发环境教育、特许经营、生态体验项目，一定要建设好当地社区和农牧民决策参与的渠道。只要当地社区将来能做的事，给与农牧民扶上马、送一程，绝不能以当地农牧民能力不够等借口剥夺当地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管理与维护活动的机会，把“社区是国家公园建设的主体”理念做实。

加强党建引领，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国家公园相关社区要么深受市场的干扰，要么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党建工作总体薄弱。要加速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村级基层治理机制、提高村级治理水平，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弥补国家公园内村级治理体系短板上。一村一策，有针对性选派村两委干部，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组织开展党员联系农牧户，加强对脱贫人口、低保对象、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员等人群的关爱服务。在党建引领下，增强政府的治理与协调能力，补缺短板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社区原生动力，建立系统性、综合性的共建共享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

发展集体经济，提高乡村组织化水平。建立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经济再组织化体系。集体经济组织要发挥在管理集体资产、合理开发集体资源、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鼓励采用分股、分利等多种方式将社区自然资源统一集中起来，创新集体化自然资源管理模式。挖掘社区特有的文化特色，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增强社区内生动力。

发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的生计。针对自然资源非法利用行为和环境不良习惯，设立包括生态管护岗位并动态调整。发挥村集体的作用，推动成立巡护、宣讲、生态向导、餐饮、住宿、地方特色工艺品等专业协会，开展培训提高农牧民的能力，让专业协会成为培养农牧民为生态保护者的平台。探索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在严格保护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体验、自然教育、科普游憩、特色农林等生态友好型产业。建设国家公园区域公共品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推动地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公园相关的县域应当将绿色发展至于优先的位置，谋划尽早结束过密化农牧业发展的路径和技术方案，降低农牧业生产的碳投入，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牧业的现代化。防范包括种养业、生态修复活动在内的外来物种入侵。以更加自然的方案修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尤其要特别关注生态系统功能的修复，如传粉、食物链、物种基因库、传统知识和文化。合理谋划、科学预测公园内社区和县域人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做好规划，引导社区农牧民适当集聚，撤离零散分散居住地和生存条件恶劣、地质灾害频发的区域。保留承载着历史变迁、积淀着地方文化的自然村落。严格控制商业资本进入，严格管控从基础设施、民生项目外发展项目落地。发展绿色产业，建立入口特色小镇。

社区本就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两者是一个整体，构成了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保存了自然的原真性、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蕴涵了人类文明和自然璀璨魅力。